【1980年3月·广州】“邓司令，您脸色比去年住院时好多了。”浦安修推门进来时，带着掩不住的关切。
珠江宾馆的房间不大，窗外棕榈叶在风里轻轻拍打。久病的邓华坐在藤椅上，闻声抬头，努力挺直腰板。他很少提自己的病，更多时候谈的是过去——尤其是那段硝烟弥漫却让人热血沸腾的朝鲜岁月。浦安修在一旁静静倾听，偶尔点头。两位老人说到伤心处，眼角同时泛红，泪珠顺着各自的皱纹滑下。房间里只剩挂钟嘀嗒。
这次会面并非偶然。1979年夏，邓华就诊住院，浦安修去看望时，带去一只刻着“送邓华同志”的金属烟盒。那原是一位外国元首赠品，被邓华执意转交给彭德怀。如今物归原主，烟盒表面的划痕在灯光下闪着暗淡的光，好像提示两人，往事并未随时光湮灭。
浦安修此行还有一桩心事。《彭德怀自述》的抗美援朝章节需要核对，她最信赖的就是当年第一兵团司令员邓华。书稿摊开后，上将粗声朗读，时而停下来，补一句地名或数字。“没有大出入，都对。”他最后合上稿纸，嘴角露出一点得意，却掩不住极度疲惫。浦安修想再追问几场战役的细节，目光却被对方苍白的手背拦住，话到嘴边，终成叹息。
从广州追溯到1951年的鸭绿江，时针仿佛旋转得更快。那年11月，邓华收到安东留守处电报：浦安修正在当地纺织部门“取经”。他心念一动——把嫂子接来前线，也许能让首长松口气。可第一次提议，彭德怀一句“那还咋打仗”就把他顶了回去。邓华知趣退下，却没有放弃。第五次战役结束后，彭德怀情绪稍缓，同意在总部举办京剧演出。机会终于来了，“先斩后奏”成了唯一选项。
于是，浦安修悄悄被秘书杨凤安接到总部。第二天早餐桌上多了两盘炒菜，彭德怀刚掀开保温盖，就看见妻子笑盈盈站在门口。先是惊愕，继而释然，整个上午，他连办公室也没去。邓华在角落里默默观察，“首长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”这是他事后对警卫员的评语。
同样在1951年，戏剧为冰冷战场注入少见的温度。方荣翔的京剧团被邓华收编后，从绿野剧院辗转到志愿军总部，唱《两将军》《战马超》，连陈赓都忍不住点评武将官职。有人纳闷：炮火连天的前线何必请戏班？邓华一句“官兵也需要精神食粮”堵住质疑。几十年后回看，这支戏班保存了珍贵的战地文化片段，价值远超当时所有赞叹。
时间拨回1938年延安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茶话会，一袭青布裙的浦安修坐在角落，彭德怀经人引荐，小声询问籍贯。当晚星空寂静，彭德怀背手在窑洞前踱步，忽然说：“军人终日刀头舔血，总得有人告诉我活着的理由。”几个月后，两人在延河岸边成婚。婚礼质朴得可怜，唯一的照相机还临时坏了快门，但这段姻缘被延安人视作佳话。
二十多年后，庐山会议骤变风云。彭德怀蒙冤，浦安修被勒令“划清界限”，离婚手续在压力下完成。那枚象征分手的梨，她咬下一小口就再没吃。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彭德怀平反，追悼会悄然举行。浦安修在人群里哭到声音沙哑，“如果当年我再倔一点，也许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”这句低语只被身边的邓华听见。
1979年住院时，邓华提到庐山旧事，面色黯淡：“首长最放心不下的是部下。因他受牵连的人越多，他就越夜不能寐。”浦安修点头，她这些年跑过的申诉材料摞起来能当枕头。两位老人分享着相似的内疚，却用不同方式赎罪——邓华撰写《抗美援朝战史》草稿，浦安修编辑《彭德怀军事文集》。
1980年春末，广州的木棉花还未凋零，浦安修返京前一天，再去宾馆告别。邓华握着她的手：“嫂子，您要保重。”声音并不大，却像当年军令一样坚决。浦安修只回了“我们都好好”四个字，转身擦泪离开。谁也没料到，这竟是诀别。
同年7月3日，邓华病逝，终年七十。噩耗传到北京，浦安修一夜未眠。第二天她找到景希珍，说要把那只烟盒带去吊唁，“他生前舍不得抽烟，这回可以放心用了。”这句朴素玩笑，在场人都听出酸楚。
1991年5月2日，浦安修病逝。遗物被清点时，医护人员发现床头柜里整齐码放的四本书：两册《彭德怀自述》校样、一部《抗美援朝战史》手稿、还有那只金属烟盒。封面落满灰，她却坚持要放在最触手可及的地方。有人问过理由，她笑着回答：“这样做梦时，他俩随时能讲话，我也听得见。”
朝鲜前线的硝烟早已散尽，可友情与信义并未散场。当年的枪炮声、京剧锣鼓声、饭桌上的轻笑声，都像那只烟盒上的细细划痕，被岁月一次次擦拭，却永远留痕。